崇祯八年正月初一，北京。
天色未明，但承天门外广场已灯火通明。六百余名官员、士绅、商贾代表肃立寒风中，等待着大明开国二百六十年来第一次“宪政会议”的开启。这些人按身份分列：东侧是紫袍玉带的在京官员，西侧是青衫纶巾的地方代表，南侧则是绸衣锦袍的工商界人士。许多老臣面色凝重，年轻官员眼中却闪烁着兴奋。
卯时三刻，钟鼓齐鸣，宫门缓缓打开。王承恩立于高阶，朗声宣道：“陛下有旨，宣与会诸臣入文华殿！”
众人整衣肃容，鱼贯而入。文华殿内早已布置一新：正中御座高悬，两侧设百官席，殿中置环形议席，按“天地人”三才排列——天字号席为内阁六部重臣，地字号席为各省督抚代表，人字号席为工商学界贤达。这般布置，暗合“君臣共治、上下通达”之意。
辰时正，朱由检身着十二章衮服，在侍卫簇拥下步入大殿。他没有立即登御座，而是走到环形议席中央，环视众人：
“诸位臣工，天下贤达。今日宪政会议，非为礼仪，实为求是。朕登基八载，推行新政，时有扪心：法度何以立？权责何以明？国运何以久？思之再三，唯有立宪定纲，方可解此三问。”
他展开手中卷轴：“此乃《大明宪纲草案》，八章六十四条。今日请诸位共议，畅所欲言。凡有建言，无论尊卑，皆可直陈。朕在此承诺：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”
殿中一片肃静。许多老臣交换眼神，显然对皇帝如此“放权”感到不安。终于，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率先起身：
“陛下，臣有奏。宪纲草案第三章第九条云‘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之自由’，此四者若不加限制，恐生乱政。昔年东林讲学，聚众议政，终至党争祸国。前车之鉴，不可不察。”
此言一出，不少官员点头。朱由检神色平静：“刘卿所言有理。但限制当有度，过则窒息民智。草案后续有补充：言论不得诽谤朝廷，出版须经官府核验，集会不得逾百人，结社不得涉军政。如此可好？”
礼部尚书孔贞运起身：“陛下，臣忧在第五章‘科举改制’。草案欲分经义、实务、武科三途并举，且实务科权重与经义科等同。若长此以往，恐士子弃圣贤书而逐末技，败坏学风。”
这次回应的是个清朗的年轻声音。顾炎武从人字号席站起，向孔贞运躬身一礼：“孔尚书容禀。下官乃实学恩科二甲出身，幼读圣贤书，长习实务学。窃以为，圣贤之道在经世致用，非在空谈。若士子只知吟诗作赋，不通农工兵商，何以治国？昔孔子教六艺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文武兼备，方为全才。今设实务科，正是复圣人之教。”
孔贞运一怔，竟一时语塞。殿中响起轻微议论声——一个年轻主事，竟敢当庭反驳礼部尚书！
朱由检眼中闪过赞赏：“顾卿所言甚是。实务非末技，乃经世之学。这样，第五章修改为：经义科考四书五经，实务科考算术格物经济律法，武科考兵法武艺。三科录取比例定为四、三、三。诸卿以为如何？”
这算是折中。老臣们虽仍有不满，但见皇帝态度坚决，只得应诺。
会议持续到午时，争论激烈处几乎拍案。最激烈的当属第八章“工商之权”——草案规定“商人子弟可科举入仕”、“工商利润受律法保护”、“官府不得无故征敛”。不少官员认为这是“士农工商”秩序的颠倒。
“陛下！”一位南京来的老翰林颤巍巍起身，“商人逐利，重利轻义。若许其子弟科举，必贿买功名，败坏吏治。且商人无恒产，见利忘义，岂能与士大夫同列？”
江南商会代表沈万金起身，不卑不亢：“老大人此言差矣。徽商有训‘贾而好儒’，我辈经商亦重信义。嘉靖朝倭乱，徽商捐银百万助军；万历朝赈灾，晋商运粮千里救民。商贾于国，岂无寸功？至于子弟科举——若真才实学，何惧考核？若舞弊作假，律法自会严惩。”
双方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朱由检听罢，缓缓道：“这样，第八章修改为：商人子弟可参加实务科考试，入仕后不得在原籍及关联行业任职，三年一考绩。工商利润律法保护，但须按章纳税。另设‘商德司’，稽查不法。如此可兼顾各方？”
这方案既给了商人出路，又加了限制，算是平衡。众人思忖片刻，渐渐点头。
正月初三，会议进入第四日。重点转向“地方自治”——草案提出“省设咨议局，府县设议事会，民间可推举代表参政”。这触动了许多地方官员的利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