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岩建议：“是否从南京或武昌方向，抽调兵力增援鄱阳湖西岸？”
朱炎沉思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南京新定，需兵镇守，且路途遥远；武昌兵力本就不丰，还需防备左良玉异动和吴三桂可能的威胁。远水难救近火。”
他眼中闪过一丝决断：“传令孙崇德，湖口正面防御不可松懈，但可适度收缩外围据点，集中兵力于核心堡垒。同时，令他抽调三千精锐，携带足够火药物资，由得力将领统率，秘密西进，加强星子、都昌一线要点防御，尤其是可能登陆的滩头。告诉他，不求歼敌于湖上，但务必将登陆之敌，挡在滩头，或困于沿岸狭窄地带，使其无法展开！”
“再令江西万元吉，”朱炎继续道，“收缩赣南部分兵力，向南昌方向靠拢，做出随时支援鄱阳湖西岸的姿态，牵制清军。同时，令李文博所部，加强对南阳吴三桂部的侦察和袭扰，做出可能西进的假象，让吴三桂不敢轻举妄动，更无力东顾。”
这是依托内线、重点防御、迟滞消耗的策略。朱炎知道，在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，分兵把守漫长的湖岸线是不现实的。他能做的，是预判对手的主攻方向，提前加强关键节点的防御力量，同时利用己方相对统一指挥、情报相对准确的优势，在外线制造压力，牵制其他方向的敌军。
伏龙山，李文博大营。
接到朱炎指令的李文博，立刻明白了其中深意。“国公是要我‘张弓搭箭’，吓住吴三桂这头老虎。”他对麾下将领道，“传令各部，多打旗帜，夜间增灶，白日里派出多股小部队，向襄阳方向频繁活动，做出随时可能出击的态势。哨骑扩大侦察范围，尤其是南阳至襄阳的粮道。”
他这一系列动作，果然引起了吴三桂的警觉。关宁军加强了对南阳周边和南下山路的戒备，更不敢轻易分兵。吴三桂虽然怀疑李文博是虚张声势，但在多尔衮催逼和多尔衮猜忌的双重压力下，他宁可信其有，不敢信其无。西线，就这样在李文博的主动“示形”下，继续保持了一种紧绷的僵持状态。
湖口，西寨。
孙崇德接到朱炎命令，立即执行。他派出手下最沉稳果敢的副将，率三千精锐（其中包含五百名燧发枪手和两百名喷火筒手），携带大量震天雷、铁蒺藜及预制工事构件，连夜乘船西行，进驻星子、都昌，在几处最可能登陆的滩头后抢筑防御工事，挖掘壕沟，设置障碍。同时，鄱阳湖上的信宁水师小股船队也加强了巡逻，严密监视清军水师动向。
南京城内及周边。
在应对军事威胁的同时，内部的整合与建设也在争分夺秒地进行。李岩主持的清丈田亩，在经历了初期的激烈反抗和镇压后，开始步入正轨。一批证据确凿、抗拒激烈的豪强被严厉惩处，田产充公；而大多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在得到“既往不咎、按新制纳粮”的承诺后，逐渐接受了现实。大量的无主荒地、隐没田产被清查出来，由官府组织流民和无地佃户屯垦，第一季的番薯和玉米种子被分发下去，在经验丰富的农官指导下进行试种。
王瑾与陈于阶理顺了部分财政，利用抄没所得和江南初步恢复的商贸，勉强维持着庞大的军政开支，并开始尝试发行以粮食和食盐为本位的“军需券”，在控制区内流通，以缓解白银短缺。
徐光启利用其声望，联络了江南一批倾向于“经世致用”的学者和士子，开始在国子监和几处书院引入算学、农政、地理等新学内容，虽然阻力不小，但毕竟打开了局面。
薄珏和胡老汉在信阳和南京两地的“匠作院”全力运转，改进燧发枪的击发机构，提高火炮铸造的合格率，试制威力更大的开花弹，甚至开始小规模试产一种以精钢为膛、带简易膛线、使用定装弹药的前装线膛枪（“朱炎提出概念，工匠尝试实现”），虽然产量极低，工艺极不稳定，但代表着技术的方向。
所有这些努力，如同万千细流，在战争的阴影下悄然汇聚，试图为这道横亘在长江中下游的“铁壁”，注入更坚韧的材质和更持久的生命力。
三月下旬，鄱阳湖上空阴云密布。多铎筹备已久的迂回攻势，即将发动。而在湖口、在星子、在南京、在信阳……无数人绷紧了神经。这道由血肉、工事、火器、意志以及新生的制度尝试共同构筑的“铁壁”，即将迎来比去年更加猛烈的冲击。铁壁能否坚守，不仅关乎一城一地得失，更将决定这片土地上，两种秩序、两种未来的碰撞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