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五年夏天，闾珣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个通宵。
桌上摊着墨西哥湾深海油田的勘探报告，厚厚三沓，从地质构造到开采成本到预期储量，每一页他都翻过不止一遍。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从黄昏跑到深夜，又从深夜跑到黎明，他手里的铅笔在一张一张图表上画满了圈。
第一缕晨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他放下铅笔，把最后核算过的数字抄在投资建议书的扉页上——预期内部收益率远超公司过去五年所有项目的平均水平。他在收益率旁边打了个勾，然后翻到建议书最后一页，在风控条款那一栏里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：自有资金占比上限不超过净资产三成。
这是他跟母亲学了二十年的规矩。仓位上限就是底线，底线不能破。他写完这行字，把钢笔帽拧好放在桌上，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。
墨西哥湾深海油田的消息从去年就开始在华尔街流传。几家大投行都派了分析师去休斯顿实地调研，带回来的结论两极分化——有人说新探区的储量被严重低估，有人说深海开采的技术瓶颈还没突破，成本算不过来。
闾珣没有派分析师去休斯顿。他亲自飞了三趟，第一趟看钻井平台，第二趟查管道线路，第三趟蹲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货运码头跟调度员聊了整整两个下午——用的还是母亲当年教他的老办法。
他坐在调度室的塑料椅上，把码头过去十八个月的泊位记录和管道配件到货清单逐页翻完。调度员是个在墨西哥湾干了二十年的老码头，给他倒了杯咖啡，在旁边看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开口。
“闾先生，我在这儿干了二十年，来调研的人见多了。记者来只问一件事——油价涨不涨。投行的人来也只问一件事——储量有多大。你是第一个问我管道配件到货量涨不涨的。”
闾珣从清单上抬起头。
“那它涨了吗？”
“翻了两倍。”调度员灌了一口咖啡，“但没人问过，你是头一个。”
他发现码头上的管道配件到货量在过去半年翻了两倍。油田还没投产，管道配件先涨了——这意味着运营商在提前备料，储量的底牌比外界知道的要大。回纽约的飞机上他把码头上记的那几张纸摊在膝头重新看了一遍，旁边座位的人以为他是哪个石油公司的工程师，他也没有解释。
他回到纽约后把过去三年墨西哥湾所有深海探区的报告找出来，一份一份对。有些数据是第一手勘探报告，有些是供应商的侧面印证，他把每一份都按母亲留下的编号归档——用铅笔在右上角标上日期和序号，跟母亲在军需档案上编的号一模一样。编完之后他又重新核算了一遍，把数字写得端端正正。最后得出的判断是：新探区储量将远超市场预期。现在进场，成本最低。
早上他把投资建议书放在母亲桌上。于凤至坐在旧藤椅上，翻开建议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她已经七十八岁了，头发全白，但看报表的眼神还是跟当年在帅府账房里一样——专注、沉静、像在验一枚铜板的分量。
她翻到风控条款那一页，在那行“自有资金占比上限不超过净资产三成”的红字上停了一下，用手指点了点，然后翻到审批栏，拿起铅笔签了字。于凤至。两个字端端正正，跟她三十年前在芝加哥钢铁合同上签字时的力道一模一样。
她把建议书推回给闾珣。“你心里有底就好。”
闾珣接过建议书。这是他第一次在重大投资上听到母亲说这句话——不是“你确定吗”，不是“再算一遍”，而是“你心里有底就好”。
二十年前她把印章交给他，十年来每一笔重大投资她都联签，每一份建议书她都会在备注栏里用铅笔写几个字——有时候是“已核”，有时候是“注意运费波动”，有时候只有一个“阅”字。但今天她什么都没写，只说了一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