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好的。”
托洛茨基点头，
“那么两月后您来接替我？”
“可以。”
斯大林简洁地回答，转身离开时又停顿了一下，
“治疗期间，政治局会议的议题需要调整。有些长期问题——比如民族政策和国际条约——可能需要推迟到列宁同志康复后再深入讨论。”
傍晚，托洛茨基来到列宁这里，向他汇报了政治局决议。
列宁坐在轮椅上，右边身体盖着毛毯。听完汇报，他沉默了近一分钟。
“约瑟夫担心权力真空。”
列宁突然说，
“格里戈里担心柏林取代莫斯科。而你……列夫·达维多维奇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托洛茨基蹲下身：
“我在想，如果您恢复健康，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。”
列宁的嘴角微微抽动：
“你还是这么直接。告诉韦格纳同志，我接受邀请。但要先跟德国的同志们说好：
第一，治疗期间我要继续工作；第二，治疗我的费用由苏联政府支付。”
“一定要坚持这两条意见。”
托洛茨基离开列宁的房间后，让工作人员联系了德国代表团。
半小时后，他和韦格纳在克里姆林宫里再次见面。
“条件您都知道了，韦格纳同志。”
托洛茨基为韦格纳倒了一杯格鲁吉亚红茶，韦格纳接过茶杯，
“我完全理解，也尊重列宁同志的意见。
原则清晰，事情才好办。
费用就按我们自己的成本核算，至于工作问题……”
“医疗组长埃莉诺教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。
她说，如果病人能保持适度的心智活跃和情绪稳定，对某些神经功能的恢复反而是有益的。
所以，‘继续工作’可以，但必须是在医生的严格监督和安排下，作为‘治疗的一部分’，而不是‘带病坚持工作’。
我想列宁同志和您都能接受这个科学的折中方案。”
托洛茨基的脸上露出带着些疲惫但又有些轻松的神色：
“科学……这是个好词。
有时候，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，太习惯于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，反而忘了有些问题本质上只是科学问题、人的问题。”
“韦格纳同志，我，以及此刻在莫斯科许多内心焦虑的同志，必须感谢您和德国同志们。”
韦格纳放下茶杯：
“列夫·达维多维奇，我们本就是战友。
面对资本家旧世界的围剿时是，面对疾病和死亡时也应该是。
国际主义不是一句空话，它是在同志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。”
“那么，我们谈谈接下来的安排。
列宁同志这边，德国同志们可以尽快开始制定详细的疗程方案了，我们需要协调专列、沿途安保、在柏林的住所和医疗场所等等。
这大概需要几天时间。
这几天我们应该举行一次更正式、规格更高的双边会议？
把一些更重要、更长远的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谈一谈。”
韦格纳点点头：
“我完全同意。我们可以围绕几个关键领域展开：
第一，长期的、稳定的经济互补与贸易协定；第二，关键工业领域的技术合作与标准协同；第三，面对当前欧洲局势，必要的战略沟通与安全协作。”
托洛茨基显然也思考过这些问题，
“具体议题，可以让双方的工作组明天就开始对接。至于正式会议，我看可以安排在三天后。那时列宁同志启程的准备工作也大致就绪了，我们可以更专注于未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