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怕我？”我问。
“怕任何一个人。”他说，“你也该怕我。”
我确实怕。
不是怕他在白鹭门口带人，而是怕有一天青川酒店缺钱，他以两席、项目票和新投资人凑到五票，把三家酒店重新装回一张担保表。赵坤也怕我用品牌、管理和一群跟我久的人，在每次表决前把不同公司变成我的一只手。
我们把彼此的怕写进章程草案。商号许可五年，平台完成约定服务才续；酒店项目有权因重大违约退出，退出不自动丢客源资料；赵坤仓储按市场合同接单，不保证最低份额；贺青川若撤出日常管理，须提前六个月交接，却不以个人全部资产担保正常亏损。
凌晨一点四十，红姨问我还要不要那百分之三十四。
“要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以后一句话说了不算。”
“现在也不该全算。”
红姨看了我一会儿：“你嘴上说得容易。第一回有人按章程挡你，别又叫阿木来问。”
阿木坐在门边，听见自己的名字，抬头说：“我现在只按安全委托问。”
红姨没有笑。她要我们把这句也写进授权表。
一月十四日上午，发起人会议在青川酒店举行。四名早期小股东里，有洗涤公司的林绍、餐饮供应的郭姐、旧酒店设备合伙人和一名本地会计。他们各自能投入的钱不多，合计股份也不到一成，却不是来替我举手。
林绍先问，平台集中采购以后是否一定把洗涤单给他。
“不一定。”我回答，“你按同条件报价，有历史质量记录，但不能因持股锁订单。”
“那我为什么投？”
“你投的是管理费、采购服务和平台增长，不是买自己一张合同。”
林绍说，若没有订单保证，他宁愿只做供应商。
赵坤把退出页给他。发起不是人情任务，愿意出资才进，不进仍可投标。最后林绍只投原计划的一半，保留现金换设备。我们没有为了凑注册资本让他在两张不同意愿上按同一个手印。
郭姐问得更直接：“新公司亏了，川老板补吗？”
“按认缴和另签承诺补。”黎真回答，“没有文件，不靠他面子补。”
“那他赚了，能不能先拿？”
“不能。”
郭姐转头问我：“你自己认？”
“认。”
她才签意向。
一月十五日下午四点，赵坤给侧报价买方发拒绝函。报价还有八小时到期，他没有拖到最后一分钟抬价。拒绝理由只写交易边界与长期保证无法接受，不说买方趁火打劫。对方以后仍可能买仓位、投酒店或给别人出价，留一句体面比赢一场口舌便宜。
四点半，他在发起建议的投资人栏签赵坤。
“现在才算入股申请。”他说。
我没有立刻签。
父亲那本旧《孙子兵法》摆在白鹭工作桌。两页还黏着，我也不再试着硬分。书里说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过去我总把“不可胜”想成让自己强到没人敢碰。看着赵坤那百分之二十六，我第一次觉得，真正不可胜也许是让一个人即使想卖、想抽钱、想冒险，也不能把所有人的门一起带走。
可制度也会长出自己的门。
专业投资人的百分之十仍空着，合原手里有最后一份原件、完整副账和一组正在核的债权。赵坤不肯把席位直接写给它，却承认没有它，历史责任很难在融资前关进可解释范围。
“让他们尽调。”我说，“但债权一笔笔进。能确认的才谈折股，争议的留在门外。”
赵坤问：“给不给董事席？”
“股份达到约定、真金或真债进来，再给。席位写梁仲平的真名和任期，不写B.L.。”
黎真把这句话写入会议纪要。
五点十二，我在发起建议上签名。不是签最终公司，也不是把三家酒店交出去，只同意进入设立和尽调。周萍在签名页旁写材料版本、页数与附件范围，没有让我的一笔墨穿过尚未看见的四十七页以后。
赵坤收起拒绝报价，把入股申请留在白鹭。
一千四百七十万元的现金出口关了，一家注册资本折算一千二百万元、谁也不能单独控制的新公司开始画第一张表。外面看，是我和赵坤没有卖成；对我而言，是十二年里第一次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放进一套能拒绝我的结构。
当晚，合原发来尽调资料清单。
清单第一项不是三家酒店，也不是十三辆车，而是已经停止营业的海货贸易行：登记状态、未结授权、债权通知地址、旧章销毁和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八年所有B.L.回程件。
那间没有货、没有员工、只剩旧门牌的贸易行，要在新公司成立以前重新开一次门。